他决定等攒够了回家的车票钱就回家。
他说那是一个晚上,他站在家门口,叩门。是我妈开的门,她惊讶地大叫,接着马上要拥抱他,可是他却说,妈妈,别抱我,我有艾滋病。
艾滋病?
我妈这样问他。
艾滋病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来说,陌生又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个整日枕着书本睡觉的文盲,连吃饭的筷子勺子都是用文献折的,空有一身“书卷气”,缺难以下咽。
我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哥感染艾滋的真相。
听完这些,天已经黑透,我坐在那好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人与人的运气可真是天差地别。我就没见过比他还倒霉的人。
我猜,我哥和我一定对毒品有不一样的理解。
我家里杀了两头羊,花了好几百块钱请了村里最有威望的毕摩干迷信,而我只是觉得这钱打水漂了。要不是爸妈非要拉着我去,我才不会去。
吉克毕摩嘴里衔着用皮具缠绕住中间部分的野猪獠牙,手里拿着用牛角、鹰爪和响竹做成的法器,念治病经。
我们全都席地而坐,祭坛上插着青树枝,法铃混合着沙沙的树影在我哥的脸上映出光斑。
我多希望我也只是中了邪,等他把黄的手抄经书合上的时候,所有过错就全都一笔勾销。
“还有多久结束?”
我妈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皱着眉对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我只好再等,听他从柏林山啰嗦到百树谷,接种种亦传,断根根亦断,直到他拿出那本《勒俄特依》开始念,我是实在忍不了了。
大事不妙,我开始坐立不安,冒冷汗,起鸡皮疙瘩,再这样拖下去,我只会越来越难受。
我得赶快回家扎一针。
“集中注意力!”
我妈拽了拽我的衣服,“别跑神好吗?心越诚,越灵。赶快保佑你哥赶紧好。”
“我肚子疼,我想回去。”
“肚子疼正好静下心祈祷,一会你就不疼了。”
“听他念经能把病念好?我再多听一分钟我他妈都要成精神病了!要是念经有用,他——”我故意提高声音,用手指着毕摩,“他怎么没把自己念成百万富翁呢!”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傻逼,你们全都是傻逼。”我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扭头就要走。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我,但我根本不在乎。
“你给我站住!”
我妈气得抓住我衣服不让我走,我一把甩开她。
“别来烦我!”
我快步走开了,留下其他人在那里尴尬。
回家扎了针之后,我悠哉悠哉地在村子里到处乱逛,结果正好碰到我爸妈黑着脸回来。
我妈气得责备我:“你刚才什么意思?难道你就不盼着你哥能快点好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艾滋治不好!人家成都的大医院都说治不好,我们这小破村子怎么可能治得好!”
我爸听完后冲上来使劲踹我一脚,“你他妈真是翅膀硬了!你还好意思提去成都!”
除了干迷信之外,还有一种更为科学的治疗方式,那就是由政府、现代医学和新闻媒体为主要成分配制而成的心灵安慰剂。
中英计划是近两年出台的国际援助项目,投资约二十万人民币,覆盖利姆乡艾滋疫情最严重的三个村,大约4ooo口人,由乡干部和卫生人员为第一线执行者。
报道登记的艾滋感染者逢年过节可以收到五十元不等的慰问金,参加卫生院的抽血检验和追踪检测也可以获得五十元到二十元的奖励。
扶持项目主要分为五种,分别是养猪计划、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花椒种植计划、针具交换行动和抗病毒治疗,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
而我哥参与的正是养猪计划。
通过猪仔来扶持感染者的生计,他可以等小猪们长大卖掉获利,或者留着育种。
由于前段时间配合检测工作,我哥还被干部投票选为了模范病人,他站在卫生院门口粉刷着“消除歧视,共享生命”的标语旁拍了一张照片,得到了一块奖牌、一张荣誉证书、五十元奖金,还有两袋大米。
那些蓝眼睛的英国人住在利姆乡卫生院附近,据说这里的前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由英国传教士经过黑彝许可开设的卫生诊所。
我觉得他们和那帮省城的领导根本就不是来帮忙的,分明就是来看笑话的。有些人就是需要用别人的痛苦彰显自己的幸福。
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和我持同样的态度。
所有的卫生工作基本都是耍嘴皮子,并没有他们承诺的那样好。他们总是将感染者视为麻烦人群,在自己的工作上互相踢皮球。
防疫站总是抱怨没钱,上面不给,也不知道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
他们提供的所谓治疗,不过就是他妈的抗生素,或者干脆打打促进营养的吊针,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对于病人来说还不如一碗糖水来得甜。
也忘记是从谁口中先传出来的,那些人会在私底下抱怨我们落后又愚蠢,所以才会变成这样。